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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药改造：包装包不出大产业(二)

瞪大眼睛看住产权

现代社会由于经济的发展，生活和医疗条件的改善，人们的平均寿命不断增加，但是，患慢性病、老年病、疑难病等与生活习惯相关的现代病比例猛增。据塞维尔公司研发中心主任达涅尔·勒瓦尔博士介绍，现在国际法制药公司新药开发主要集中在治疗癌症、新型感染性疾病（如艾滋病、非典型性肺炎等）、与新陈代谢功能相关的疾病（如糖尿病、肥胖症）、心血管病和与老化相关的疾病等五个方面。

而在国际制药业，专家们都认为，化学方法制新药几乎已经走到了尽头，动用最先进的计算机系统，查遍积累了几十年、具有上百万个化学分子的分子库，也很难再生出新的有效药用分子。于是，国际制药企业不约而同地把眼光投向了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独特、古老的传统医药及自然资源宝库。中药针对上述这几个方面的疾病，都有独特的治疗方法，更令人关注，因为自然产品的提取物在新药研制中是主要的开发手段，世界上有20％的药来自自然产品，治疗肿瘤和抗炎症的药更是有60％来自自然产品。

近年来，欧美国家的多家大型制药公司纷纷在中国建立研究中心，当然，其首要任务是顺应中国政府对药品管理的要求，对欲打入中国市场的药物在中国人身上进行临床试验，以打开中国市场。但是，这些研究中心或者实验室往往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发现对某些疾病真正有较好疗效的中草药，然后双方共同开发新药。

王述仁博士认为，在共同开发新药的过程中，我国中草药的知识产权很可能会流失，因为我国目前不具备较强的分子筛选、药物化学研究和技术能力。在中外合作研究、开发中草药的过程中，前两步我们可以通过严格的国家审核规定、透明的研究合同，来保护我们的知识产权。但是，后两步是我们无法控制的，知识产权保护法也使不上劲！

大投入更要讲章法

化学新药研制中遇到的技术困难，使中草药的现代化凸现其重要性。科技部已将“创新药物和中药现代化”列入“十五”重大铅线科技专项，具体可以怎么做？王述仁博士又专门与在一次午餐时间约谈，对借鉴西药开发途径、对中药进行现代化改造谈了一个较为全面的想法。

王博士在国内的医药界的一些朋友，曾到国内的制药厂参观过，对国内制药业的现状忧心忡忡。“国内有4000多家制药厂，绝大部分是在挣扎着过日子。仅有几个可生产的药方，也是在你抄我，我抄你，没有任何新意。因此，新药研制是中国制药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他说，作为政府，对中草药现代化的引导，应该提高对计划的战略定位，不仅要将中药现代化，而且要将该计划耳机插针与国家新药研制能力的建立和发展联系在一起。“政府应该将主要的研究开发资金，投资于应用现代生物医学技术开发中药的有效成分上，而不是定位在‘工艺改进’上，后者可以留给中药生产企业自己去完善。”“在新药的临床前开发中，有两个学科是最为重要的，其研究也是最费时、费力的，它们分别是基因模型的建立和药物化学。这是中国新药研制需下大力去打坚实的基础。”

王博士认为，国家现在极为重视中草药的保护和开发，也非常支持生物技术的发展，制冷设备如果能将两者有机的结合在一起，那么效果将“事半功倍”，既能很快地将中草药现代化的研究开展起来，也可推动生物技术前沿研究更具方向性。目前扼流线圈的问题在于，“政府对研究方向和力量的组合并不到位，因此导致生物学和药物学的研究融合不到一起。”许多生物实验室分析技术手段非常先进，但是没有自己的产品、没有可以筛选的分子，它们用来分析什么呢？“还不就是就‘论文’而‘论文’，做做文章而已。”

“中草药现代化的工作，可以分几步走：首先是将中西医专家结合起来，用现代医学分析手段确定对临床3、液压油：必须常常检查油箱液面并及时补油;1般要每使用2000至4000小时换1次油;但是zui重要的是油温不得超过70℃治疗有并没有靠“偷工减料”来增加企业的市场份额作用的药方；然后对有用药方成分进行提取、提纯、分析，并对各成分进行生物活性试验，筛选出有用的分子，并了解其作用机理；最后，对有进行了完全的生物相容性测试效分子进行药物化学改造，研制出新药。”

《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中已经指出，政府将集中财力和物力，搞几个有特色、有针对性的药物研究中心，对此王博士非常赞赏，也提出了自己的考虑，“这样的药物研究中心，工作面不能太宽，原则上一个中心研究一种疾病。”另外，上述的药物研究中心仅仅依靠国家投资是不够的，也不利于研究成果向生产的转化。“最好的办法，是政府协调，将研究中心与现有的制药公司联合起来，研究中心既有国家投资，也有企业投资（国家可以通过减税的方法提高企业投资研究的积极性），以中草药开发及现代化为契机，建立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集资源研究、开发、生产于一体的现代化制药企业，为中国制药企业的现代化改造树立典型。”

“中草药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重组化学分子库，解开这个重组化学库的“密码”，将是对人类的巨大贡献。”王博士充满深情地说。

欲得“真金”需深“挖”

提到科学研究，就不免提到科学家资源的问题。海外华人学者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为国家的快速发展起作用。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有许多学者以公费或者自费的形式出国留学，后来不少人因为种种原因留在了国外工作。他们中的很多人，或在研究机构、大学工作，或在重要企业从事研究、管理工作，他们走在世界生物、化学、物理、数学等领域研究、开发的前沿，是一批非常可用的人才。在中草药现代化的研究中，很多人可以成为一支有生力量。

近十年来，我国政府出台了许多吸引海外华人科学家为国服务的政策，或者以大型科研资助计划吸引他们长期回国工作，或者聘请他们短期回国工作，或者聘请他们为某些机构、地方的“海外评审专家”、客座教授或研究员等，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拓宽我国研究机构与国外开展合作的领域。但是，据有关统计和海外人士的反应，一些计划的实施效果并不如人意。有一些海外学者朋友，闲谈听到一些牢骚。“我有许多‘专家’头衔，很想干点事，但是总干不成。”每逢有关单位领导到国外出访，总免不了要召集当地的一些华人学者进行座谈，“总是老一套：吃一顿饭，谈一大堆意见，不知到底有什么用？”“时常收到国内部委级单位的人才招聘或调查表，请我们提意见、填表格，却从未不给我们任何反馈信息。”

也许，我们的海外人才资源利用工作，应该改变一下思路了，可否从“招聘”变为“挖掘”？积极主动的去挖掘在国际上有一定学术地位、参加主持欧美大型科研项目、对某一学科乃至多学科发展有战略见解的学者，请他们参加一些国家科研项目的规划、合作开发与实施，这样效果是否会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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